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朔县年俗杂忆——开门接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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爆竹声声辞旧岁,梅花点点迎新春。除夕的旺火焰起来,喜庆的鞭炮响起来。吃罢烤旺火馍馍、喝了糖滚水后,新年的钟声早已敲响了。如果严格地按照时间节点来说,除夕之夜过了零点,就是第二天的初一了。可在朔县人的时间观念里,初一是从天亮以后的清晨开始的。

初一是新的一年的开始,人们无不对新年寄予了美好的期盼和憧憬。于是留下了“开门接福”的讲究。

“开门接福”自然是离不开“门”的。这里的“门”一般指的是平房院落的大门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,朔县城里的居民住的还是清一色的平房,不少人家还住的是独居的四合院。不管是独居院还是杂居院,都是有大门的。新中国成立前,朔县城里老财人家的几进几出的大院随处可见,但凡是这样的大院,起脊的门楼是一家赛如一家的,不仅有前后抱柱,而且有雕工细腻的砖雕石雕等装饰。我小时候,这些大院的大门十之七八还存在,只是椽木和大门的油漆早已斑驳不堪了,但昔日的气派和神韵依稀尚存。据我爷爷说,过去老财人家的大门多数是朱红的颜色。尚“红”是中国人的传统,“朱门酒肉臭”反映的是唐朝的现实,朱门竟成了富贵人家的代名词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朔县人先后在城里改建、修建、新建了部分院落,大门虽说不再讲究什么高大气派,但也建造得严整好看,油洗的同样也是红喷喷的。

过去的大门,一般是外面能上铁锁,里面的两扇门各自安装着一个木栓,中间预留一孔,大门合上后,用一根结实的木柄插在孔中,大门也就随之关得结结实实了。关大门的这个机关人们就叫做“插关”。

除夕夜晚,朔县人的大门一般不上“插关”,其讲究是要给神留门。据传说,大多数的“神”在人们焰起旺火、响完爆竹后也就早早地归位了,但也有个别的“神”不喜欢抢先或被其他事情绊住了脚而迟归的。若把大门关结实,岂不前功尽弃,功亏一篑?因此,这大门是万万不能上“插关”的。还有一点是,家有青少年的,除夕之夜往往是在外人家里熬年的,后半夜或是回家,或是回家取东西也是常有的事,因此,家长留门是为了娃娃的出入方便。

也许有人会问,到底是给“神”留门呢,还是给人留门呢?兼而有之吧。

记得七八岁的时候,每当大年初一的早晨,天刚麻麻亮,我们兄妹还在睡梦之中,父亲一个人就早早地从炕上起来了,开始“刷拉刷拉”地清扫夜晚响炮后留下的纸屑、炮爪爪等垃圾,然后装到箩头里。随后把两扇大门开得展展攉攉,再把大门外的属于自家门前的道路清扫一遍。诸事完备后,先响一串鞭炮,再响三个大麻炮。据说这就叫“开门接福”,也有人叫“开门见喜”,还有人叫“开门大吉”。叫法虽不同,但是一个意思。

睡梦中的我,当时自然不知道父亲在初一大清早的这些行动,之所以能有上面的叙述,是因为在我长大以后,学着父亲的样子也这样做。

初一“开门”开的是全年的喜庆之门,接的是全年的幸福之福。因此,朔县人过去大都和我父亲一个样,都是大清早“开门接福”的。

听到父亲开始清扫院子后,母亲也一骨碌爬起来,开始生火烧水、烧炉子、擦抹锅台和柜顶。等水烧开后,家里的温度也上来了,暖融融的。这时,父亲接福的程式也做完了,笑嘻嘻地呵着双手回到了家里,喊我们兄妹起炕。那时,我弟弟还小,三四岁,身子又单薄,母亲极是疼爱。因此便对父亲说:“你是喊叫啥呢,天还没亮哩,让娃们再睡会儿哇。”经过父亲这一喊叫,我和两个妹妹高兴地开始穿昨天的新衣裳。

等母亲给弟弟穿好衣裳后,天已经大亮了。

安顿好弟弟后,母亲忙着开始烧第二锅水。前一锅烧的水都灌在两个暖水瓶里了,这一锅是准备煮饺子的。

母亲把一盆热气腾腾的饺子端在炕桌上后,窗外的一轮红日已经露出了一个小脸蛋。

“哎呀,先别吃哩,赶紧让你大大再响个大炮哇,忙得都忘了响个炮啦。”

“咚——当——”一声炮响,欢欢儿吃饺子吧,里边可有“镚镚”哩!

大年初一“开门接福”,虽说程式简单,但意义重大,因此,朔县人大都和我父亲一样,早早地起来“开门接福”。当然,也有迟起的人家,不过,无论起床多迟,开门接福是必须做的营生,因此一个早晨乃至一个上午天空中都弥漫着火药的幽香。

住进楼房以后,程式更简单了。勤谨一些的人,或许会跑出楼道,开展楼门,响一串鞭炮和几个大炮,欢天喜地接福到家;懒惰一点的人,可能连楼门也不愿意下了。

“禁燃禁放”后,炮不能响了,程式也就没有啦。似乎只剩下吃饺子了。吃饺子有啥不好,同样是“开门接福”哩。(陈永胜)

[编辑:冯瑛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