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福寺——定格在时光里的丹青妙笔_朔州频道

在我国现存的三大金代寺院中，崇福寺是其中的一座。它是朔州乃至山西的一张泛着华光的名片。

崇福寺坐落在朔州老城中心街，喧嚣的红尘与古刹的幽静只在一墙之隔。山门一开，清幽之气扑面而来。迈过高高的门槛，就进入了氤氲的禅意里。

崇福寺始建于唐代麟德二年（665年）。辽代时，曾是“林太师府署”，明清两代加以修葺。

崇福寺属五进院落。有天王殿、千佛阁、三宝殿、弥陀殿和观音殿。东西两侧有钟鼓二楼、文殊堂和地藏殿。历经战乱和岁月的剥蚀，唐代遗构几近于无。主殿为金代建造的弥陀殿，弥陀殿里的金代壁画像一颗遗珠一样，熠熠生辉，历久弥新。

殿内三面墙壁及东西梢间南壁都绘有壁画。壁画面主体《十方说法图》，原来十组“一佛二菩萨”，现在仅有七组。东、西壁五组，北壁西梢间一组。北壁东、西梢间门楣有《十六观》。北壁及东壁有部分损坏，北壁梢间东侧残存一尊菩萨像。

所绘佛像结跏趺坐于莲花台之上，皆袒胸露腹，着红色袈裟。佛陀为什么是这样的着装方式呢？周积寅在《中国历代画论》里说：“各民族地域风俗习惯的形成，是与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的”。佛教源自于印度。印度属于热带季风气候，印度男女常赤足露臂。这种着装方式经过译经僧的描述被画师引用到道释形象上。一袭袈裟，服饰简约而庄重，有宋画“简”的特征。而红色沿袭了唐代赋彩浓丽的画风。朱红，是国画里的经典色，既跳跃又沉稳。佛陀衣纹稠密，圆转而飘举，运用了北齐“曹衣出水”的技法。

《无量功德火王光明佛说法图》，细描色晕，用笔劲利，佛像风格俊逸，有“令人懔禀若对神明”的庄严气象。

这个时期的金代，道释人物服饰虽然还是唐代的西域风格，但面型五官有了变化。双目不再是大眼袋，而是细目。脸型由“丰肥”转为秀气，有汉化迹象。尤其《吉祥天女》里的天女形象，脚踩祥云，披帛翻飞，从五官到服饰可见汉民族特征。

佛陀两侧的胁侍菩萨，高髻，服饰华美，璎珞璀璨遍及全身。有手擎珊瑚、手捧经卷，或手持莲花的。都低眉侍立，神态安详。《广慧佛说法图》两侧的胁侍菩萨袒胸露臂，有明显的异域服饰特征。飞天形象同样袒胸露臂，仪态婀娜，服饰线条流畅，有“吴带当风”的技法。《梵音佛说法图》中的胁侍菩萨却是窄袖衣。无论窄袖还是露臂，服装样式都来自异域。在这里，佛陀与胁侍菩萨是留有胡须的，八字胡或山羊胡。这与西域男子的形象不无关系，古印度犍陀罗的贵族男人都留有胡须。

位于应县的辽代佛宫寺释迦塔底层的《飞天图》和《护法天王》图，也运用了“吴带当风”的技法，将飞天刻画得更为婀娜，也突出了天王的动感和狞厉威仪的“势”。

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在朝代的更迭和历史的演进中，呈现出互融的状态。壁画也一样。

南壁西梢间的《千手千眼十八面观音菩萨说法图》，构图饱满，辉映满幅，弥见清妙，观音面型端庄柔美。与胁侍菩萨截然不同的是，千手观音的脸部特征是汉人女子形象。

金代是由女真族建立的。这个原本居住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畔以及长白山麓一带的民族，通过族群中剽悍的完颜部落联盟打下了一个王朝。

在建国之初，金代是没有任何文字的，民族文化呈混沌状态。金熙宗完颜亶参照汉字和契丹字创造了族文，叫女真小字。

在这之前，完颜希尹和叶鲁已创造了女真大字。金熙宗自幼接受汉文化教育，聪明，有悟性。他不但会诗文，且好儒服、好焚香、好品茶和弈棋，言行举止与汉族少年无异。他16岁继位，在位前期，还是一位勤政的好皇帝，“内外皆得人，风雨时，年谷丰，盗贼息，百姓安”，并禁止将贫民买卖为奴隶。他崇尚孔子，27岁时，亲自去孔子庙祭奠孔子，将孔子庙建在都城上京（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南郊）。

太宗、熙宗时期，重视对全国陪都的建设。朔州虽没作过任何一个皇朝的陪都，但距西京大同府较近，有地理环境的特殊性。

弥陀殿于熙宗皇统三年（1143年）开始建造。

崇福寺的精华集弥陀殿于一身。弥陀殿面宽7间，进深4间，全部为金代木构。斗拱匾额、脊上琉璃、殿内彩塑的背光、窗棂的十几种纹样和壁画，是为“五绝”。金代晚期，在弥陀殿后又增建了一座观音殿，规格小于弥陀殿。

天德二年（1150年），海陵王完颜亮为崇福寺题匾额“崇福禅寺”。这时候的完颜亮已经自立为金代的第四位皇帝。

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在金代建立之初已有发展。儒家思想是金代的主流意识，兼容佛道二教。金代贵族与平民崇尚道教和佛教。弥陀殿壁画的精工之妙是金代崇佛的一个佐证。这似乎也在告知世人，金代对绘画艺术瑰丽细腻的完美追求。

金代虽不像唐、宋、辽设立专门的画院，但是有一个叫“祗应司”的机构来培养宫廷职业画家，这些画家接受朝廷的俸禄，服务于朝廷。

为山西繁峙岩山寺文殊殿作壁画的王逵，是由北宋入金的画家。他在金的身份曾是“御前承应画匠”，即“祗应司”里的一员。既要服务于宫廷，也承担着寺观壁画的工作。也就是说，在金代，类似王逵的宫廷画家都要承担寺观壁画的工作，能工巧匠者或还承担寺观塑像。

相比之下，辽代绘画艺术的水准并不逊于金代，甚至可以说各有千秋。辽、金绘画是中国绘画史承上启下的两条异彩斑斓的纽带。

辽、金两代多有善书画人才。

据《辽史》记载，辽代翰林院下设有“翰林画院”，并有“翰林画待诏”。“待诏”是画师里的最高职务。

辽代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，有谋略，却不喜狩猎。通音律，精医药，更偏爱汉人的诗词和书画。竞争皇位失败后，耶律倍不堪来自弟弟耶律德光的政治压迫。终于在31岁的时候，带着小妾高氏和大量的藏书投奔了后唐明宗。明宗赐他名字耶律慕华。第二年，连同姓氏又精进了一回，叫李赞华。

同耶律德光相比，耶律倍缺少了运气和作为政治家的野心和狠辣，但他却极具一个艺术家的禀赋。他的画，无论《射骑图》《东丹王出行图》《番骑图》，还是《射鹿图》，以及其它，都成为了不可再得的绝世珍品。他生长在草原，画尽了草原的穷荒。画人，神采如生，哪怕细微的表情。画马，皮毛之下筋骨必现。

辽代画家胡瓌、胡虔父子善画游牧骑射题材，胡瓌尤以《卓歇图》著世。

金代显宗善画獐鹿人马，墨竹自成一家。完颜亮也喜画竹。

辽代义宗、圣宗、兴宗皆善丹青。庆历年间，兴宗用细绢绘制了五幅千角鹿献给宋廷。

上行下效，官员们也开始工习书画或收藏。任辽代南院枢密使的萧瀜，对唐代裴宽的书法和边鸾的画作仰慕至极。一有公差入宋，便打探求购他们的墨宝，且不惜重金，装裱后带回国以临摹。萧瀜的传世作品《花鸟轴》，设色明丽，野逸与妍秀之气兼有。

金末元初，山西介休出现了三位杰出的画家：马天来（马云章）、马天章（马云卿）、马云汉，他们是亲兄弟。

马云卿的传世作品《维摩演教图》，现收藏在故宫博物院。马氏家族的道释画早在北宋中末期在晋中南一带就很流行。河中（山西永济）的马贲，曾供职于徽宗时期的宣和画院。马贲的儿子马兴祖，南渡后任高宗的宫廷待诏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马贲的子子孙孙，曾孙、玄孙、来孙里有多个在宫廷画院工作过，直至元代。马氏家族的存在几乎贯穿了宋、金、元三个朝代的国家画院。著名的永乐宫三清殿壁画是马姓画师所绘。

尽管这三族精于壁画的“马氏”并没有被证实是同一个家族，但从山西壁画量多的土壤里，衍生出来的众多优秀山西籍壁画师却是不可忽略的。

历史成册，斯人远去。

所幸，故迹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