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朔州教育园地:春节随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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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快过年了,总是想起母亲。每想起母亲,就仿佛看到她步履蹒跚地走在我家小院那条土路上,风凌乱了她那花白的头发。

想起母亲,就想起我和母亲的“老鼠戏猫的游戏”。那时大多人家的窗户是麻纸糊起来的,窗户下面只有一块一尺见方的玻璃。就因为那一块玻璃,我还差点儿挨了打。记得那是年前的一个下午,那天天气极冷,母亲不让我出去玩,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太好。我在院子无聊地扔着土块,可不知怎么,土块竟飞在家里唯一那块小玻璃上,玻璃顿时裂开一条缝,母亲马上从家里出来,我看见母亲气势汹汹的模样撒腿就跑,母亲追在我后面,骂着:“这个麻眼猴,每天就是害人。”小时候我黑瘦黑瘦的,大概是腿长的缘故吧,跑得真快。我从我家后门跑出去,往大门西跑去,母亲追了一段路看见追不上,也或许是不生气了,就往回走,我跟在她不远不近的后面,阴阳怪气地喊着:“气死,打不上!气死,打不上!”母亲气极,又返回追我,我又跑了。然后在母亲追不到放弃时,我又跟在她后面喊着“气死,打不上……。”现在想起来,我都觉得可笑,小时候的我真够顽劣,要知道那时的孩子谁敢这样挑战父母的权威?就这样,娘俩反复着猫与老鼠的游戏,最后母亲也不了了之。姐姐一句话总结的很到位:“妈越老越亲娃们,惯坏你们这些小的了。”

每到快过年时,母亲总要把家里的铺盖搬到院子里,然后父亲用已经浸泡了一夜的苷子水刷墙,父亲做啥也是好把式,他先横后竖认真地刷着,在他的刷子下,若隐若现的方格子出现在家里的墙上,那一条条横线、竖线像用尺子刷出来的。然后父母开始裁红纸、绿纸,裁成三角形,红绿拼接成“斗方”。我总在一旁捣乱,做风车、剪窗花,母亲也不阻拦我,要知道那时几毛钱也很难挣。记得有一次,我说要剪些雪花,大概母亲觉得我不在这儿捣乱,就在别处“害人”吧,也没说啥,给了我好些方形纸,我拿着剪子剪呀、剪呀,剪好后,父母竟把我剪的各类“雪花”都贴上去了,虽然母亲早已买回现成的花花绿绿的窗花。第二天早晨,朦朦胧胧中,我听见父亲夸我的剪纸漂亮,就像真的雪花,母亲说我的手巧,最像我奶奶。醒来后,我闻着特殊的苷味,看着鲜艳的窗花,顿时感到年的气息,我说:“妈,我闻见年味了。”母亲摸摸我的头,笑着说:“这女儿,年味还能闻见?再睡会吧。”

终于等到除夕那天,我和妹妹早早地就穿上母亲做好的花布衫,花灯芯绒布鞋,兴奋地在院子里响鞭炮。那时舍不得一齐响一整串,摘一个响一个,能玩到傍晚。年夜饭比较隆重,不过都是父母自己做的。爬肉条、炒白菜、炒豆腐、油炸大豆,凉拌小菜……我最爱吃母亲凉拌的齐龙(现在才知道叫龙须菜),肉饺子。母亲总是笑眯眯地给我们兄妹四人这个碗里夹一筷子菜,那个碗里夹一筷子菜,夹进来的一定是我们最喜欢的那个菜,母亲一直比较粗线条,可也非常清楚每个孩子爱吃哪种菜。

终于可以点旺火了,点燃后,父亲、母亲一人拿一个高粱杆做的圆盘盘,轮流扇,一会儿火苗直蹿,旺火红彤彤的。父亲和哥哥响二踢脚,我和妹妹响“大地开花”“起火”一些小玩意,姐姐好像对炮一直也不感兴趣,和母亲在一直看着,脸上洋溢着笑。响完炮后,哥哥就提着自制的灯笼,里面放一截短蜡烛,找他的伙伴们玩,我们叫跑大年,我总是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他。哥哥从小话不多,我不知道他是否嫌弃我,可每次带妹妹玩的只有他一人。跑大年回来后,全家人玩捉红三,扑克已经不新了,我们也玩得不亦乐乎。不管手里的牌怎样,总是父亲赢,母亲只拿大牌压父亲,我们打牌时,她从不压,结果输到最后的那个人一定是母亲。

初一早晨,或许一腊月的忙碌父母都累了,都没早早醒来,我和妹妹就出去捡“炮爪爪”,就是那些没有响过的鞭炮。然后掰开,点燃,小鞭炮滋滋地响,喷射出银白色的火花,特别美。有次一个没燃尽的鞭炮突然窜向我,把我手炸成灰白色,母亲边朝我的手吹气,边给我抹酱油。不疼时,我又出去响,母亲叹了一声:“这女儿,咋比男娃还害人!”

现在物质生活丰裕了,家里窗明几净,餐桌上的大鱼大肉数见不鲜,可人们像得了失语症,每人手里拿着一部手机自娱自乐。一个个小火箭似的加特林也唤不回节日的气氛。想起小时候的日子,虽然苦,却总是那么快乐。那些苦日子像一笔精神财富,让我们懂得了珍惜,懂得了坚韧,懂得了知足,更懂得了感恩。贫苦的生活也磨练了我们的意志,让我们能吃得下苦,让我们懂得亲情无价。

(本文作者系朔城区四中教师 宣莹)

[编辑:杨婷婷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