朔州教育园地：春节随想

又快过年了，总是想起母亲。每想起母亲，就仿佛看到她步履蹒跚地走在我家小院那条土路上，风凌乱了她那花白的头发。

想起母亲，就想起我和母亲的“老鼠戏猫的游戏”。那时大多人家的窗户是麻纸糊起来的，窗户下面只有一块一尺见方的玻璃。就因为那一块玻璃，我还差点儿挨了打。记得那是年前的一个下午，那天天气极冷，母亲不让我出去玩，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太好。我在院子无聊地扔着土块，可不知怎么，土块竟飞在家里唯一那块小玻璃上，玻璃顿时裂开一条缝，母亲马上从家里出来，我看见母亲气势汹汹的模样撒腿就跑，母亲追在我后面，骂着:“这个麻眼猴，每天就是害人。”小时候我黑瘦黑瘦的，大概是腿长的缘故吧，跑得真快。我从我家后门跑出去，往大门西跑去，母亲追了一段路看见追不上，也或许是不生气了，就往回走，我跟在她不远不近的后面，阴阳怪气地喊着:“气死，打不上！气死，打不上！”母亲气极，又返回追我，我又跑了。然后在母亲追不到放弃时，我又跟在她后面喊着“气死，打不上……。”现在想起来，我都觉得可笑，小时候的我真够顽劣，要知道那时的孩子谁敢这样挑战父母的权威?就这样，娘俩反复着猫与老鼠的游戏，最后母亲也不了了之。姐姐一句话总结的很到位:“妈越老越亲娃们，惯坏你们这些小的了。”

每到快过年时，母亲总要把家里的铺盖搬到院子里，然后父亲用已经浸泡了一夜的苷子水刷墙，父亲做啥也是好把式，他先横后竖认真地刷着，在他的刷子下，若隐若现的方格子出现在家里的墙上，那一条条横线、竖线像用尺子刷出来的。然后父母开始裁红纸、绿纸，裁成三角形，红绿拼接成“斗方”。我总在一旁捣乱，做风车、剪窗花，母亲也不阻拦我，要知道那时几毛钱也很难挣。记得有一次，我说要剪些雪花，大概母亲觉得我不在这儿捣乱，就在别处“害人”吧，也没说啥，给了我好些方形纸，我拿着剪子剪呀、剪呀，剪好后，父母竟把我剪的各类“雪花”都贴上去了，虽然母亲早已买回现成的花花绿绿的窗花。第二天早晨，朦朦胧胧中，我听见父亲夸我的剪纸漂亮，就像真的雪花，母亲说我的手巧，最像我奶奶。醒来后，我闻着特殊的苷味，看着鲜艳的窗花，顿时感到年的气息，我说:“妈，我闻见年味了。”母亲摸摸我的头，笑着说:“这女儿，年味还能闻见？再睡会吧。”

终于等到除夕那天，我和妹妹早早地就穿上母亲做好的花布衫，花灯芯绒布鞋，兴奋地在院子里响鞭炮。那时舍不得一齐响一整串，摘一个响一个，能玩到傍晚。年夜饭比较隆重，不过都是父母自己做的。爬肉条、炒白菜、炒豆腐、油炸大豆，凉拌小菜……我最爱吃母亲凉拌的齐龙(现在才知道叫龙须菜)，肉饺子。母亲总是笑眯眯地给我们兄妹四人这个碗里夹一筷子菜，那个碗里夹一筷子菜，夹进来的一定是我们最喜欢的那个菜，母亲一直比较粗线条，可也非常清楚每个孩子爱吃哪种菜。

终于可以点旺火了，点燃后，父亲、母亲一人拿一个高粱杆做的圆盘盘，轮流扇，一会儿火苗直蹿，旺火红彤彤的。父亲和哥哥响二踢脚，我和妹妹响“大地开花”“起火”一些小玩意，姐姐好像对炮一直也不感兴趣，和母亲在一直看着，脸上洋溢着笑。响完炮后，哥哥就提着自制的灯笼，里面放一截短蜡烛，找他的伙伴们玩，我们叫跑大年，我总是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他。哥哥从小话不多，我不知道他是否嫌弃我，可每次带妹妹玩的只有他一人。跑大年回来后，全家人玩捉红三，扑克已经不新了，我们也玩得不亦乐乎。不管手里的牌怎样，总是父亲赢，母亲只拿大牌压父亲，我们打牌时，她从不压，结果输到最后的那个人一定是母亲。

初一早晨，或许一腊月的忙碌父母都累了，都没早早醒来，我和妹妹就出去捡“炮爪爪”，就是那些没有响过的鞭炮。然后掰开，点燃，小鞭炮滋滋地响，喷射出银白色的火花，特别美。有次一个没燃尽的鞭炮突然窜向我，把我手炸成灰白色，母亲边朝我的手吹气，边给我抹酱油。不疼时，我又出去响，母亲叹了一声:“这女儿，咋比男娃还害人！”

现在物质生活丰裕了，家里窗明几净，餐桌上的大鱼大肉数见不鲜，可人们像得了失语症，每人手里拿着一部手机自娱自乐。一个个小火箭似的加特林也唤不回节日的气氛。想起小时候的日子，虽然苦，却总是那么快乐。那些苦日子像一笔精神财富，让我们懂得了珍惜，懂得了坚韧，懂得了知足，更懂得了感恩。贫苦的生活也磨练了我们的意志，让我们能吃得下苦，让我们懂得亲情无价。

（本文作者系朔城区四中教师 宣莹）